被组长打了回去。组长也有顾虑，那毕竟是敌区，即使相信大家的忠诚，但别零号机还没抢回来，又把一号机和蝴蝶的秘密搭了进去。估计会从外面调人去指挥。

    组长带着我们的意见立即赶去南海汇报，并带回了首长的指示：

    不惜代价找回“零号机”，惩治凶手，行动代号“土星”。由我们军情的局长制定方案计划，负责具体指挥整个行动。

    “猎狐”小组没有分到什么具体的行动任务，大家可以洗洗睡了。

    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怎么睡，小楼的灯光也亮了一夜。我犹豫再三，还是通过内线保密线路给局长打了电话，向他推荐了公安部的肖雨城这个人，我有一种直觉，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肖雨城拉进来，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局长不置可否，听了以后就挂了电话。我尽了心，也松了口气。

    坐在一个炭炉边一分钟,觉得过了一小时；

    坐在一个美女边一小时,觉得过了一分钟。

    时间就是如此，自从那个漫长的4月1日过去以后，我感觉时间就突然开始变得快了起来。

    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们寻找“蝴蝶”的行动迟迟都没有启动，所以大家也就围在京城里做事情。

    主要是在一号机上做文章，写分析，做方案，寻找线索，为了迷惑外界，“3 15”专案组的架子还搭在那里，虽然这个案子始终是在进行秘密侦查，但动员的人力实在是有些多，保密方面就可能存在欠缺，又是在京城这样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有心人感兴趣的话，想理着“3 15”案的线索发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存在只怕不难。为了保险起见，“3 15”专案组那边的知情人全都派到外地去了，组长有时候出去会带些消息回来，因为三人小组的关系，有的也会和我和章天桥说上一嘴。

    比如日本那边工作开展得情况并不理想，还没有找到两人的下落。

    比如在首长中有个别大佬的态度一直就有些摇摆，更倾向于我们军情在情报分析中提到的另一可能，即“蝴蝶”会不会是敌人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要求我们小组认真做好预研工作。

    比如在国际地下情报界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情报贩子中开始流传红色中国丢失了一份非常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流言。

    比如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很神秘资深的情报贩子绰号叫大魔王的已经放出风声，要出手一份中国最新的核计划，一时间各个国家的情报人员都云集香港，为争夺这份计划而摩拳擦掌，甚至已经交上了火。

    还有就是听说，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司的原司长，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的老对手，已经退休多年的金无怠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里死了。美中央情报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还有就是十几天过去了，“蝴蝶”还没有来信，组长开始急了，大家也有点急了。

    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发表以后，京城的邮政那边就有陈观水和白泉益轮流在时刻盯着，而在“一号机”的始发地，桂北省杨城市，早就严阵以待，甚至在一些邮筒附近就有我们安排的可靠的人在盯着，只要“五号机”一出现，连信带“蝴蝶”都可能落网。这是上次组长带人去杨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也是我们在寻找“蝴蝶”上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情。

    蝴蝶的第三封信怎么不按顺序叫“二号机”，成了“五号机”呢？

    说起来这是组长的点子，他说当年的“歼12”代号玩*吓唬得外国情报机构一愣一愣的，咱们要在代号上误导下敌人，不能按顺序取代号，要打乱，说得好像有道理，他又是组长，大家只好听他的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组长坐不住了，又带着陈观水和沐雨尘去了杨城市，留下我们在京城里守庙。

    这天，是4月21日了。

    京城的四月，春天才会姗姗来到。

    这个时候的天气是多变的，还需要穿着长袖，外出的时候也要准备好。

    我在楼上放眼望去，军营里良好的绿化环境带来了一片草长莺飞的美丽景象。

    颐和园乐寿堂那棵百年紫娇玉兰，再不去看花就要谢了。

    天坛公园的丁香花开得正艳，玉渊潭的樱花也已经开了，不知道现在在日本的小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那个菊花与剑的国度里开满樱花的大道上辛苦地奔波。

    据说，夜瞳霜并没有按说定的半个月后再与大使馆联系，而是躲藏了起来，寻找“零号机”的过程一波三折还没有找到找到转机。

    我叫林千军，我是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我是军方的代表，我的级别是营级参谋，在组里我的职务和年龄都是最低的，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但信总是不来，没有信